2017年3月21日 星期二

專題研討四 作業二 指定寫作

由敘事設計的角度探討承德普陀宗乘之廟
Based on Narrative design methods to resolve the Temple of Potalaka Doctrine,Chengde

洪斯琪1楊裕富2
1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摘要
通過對建築空間的配置和宗教供奉配置的研究本文欲討論普陀宗乘之廟並非是筒單地對其原型——布達拉宮的仿造,而是出於政治目的進行了各種變更和獨創在這一過程中,達賴的象徵元素有所弱化,有利於清帝方面的宗教敘事則被映射到建築實體上,重新建立了一套象徵結抅,從而具象地闡釋了乾隆帝心理想的王統觀定義這些象徵性處理均非明確直白的表達,而是通過宗教闡釋和建築空間佈置進行抽象轉譯

關鍵字普陀宗乘之敘事設計

 緒論
1-1 研究目的與動機
東亞大陸現存的諸多大型古代建築組群中,清代乾隆朝的皇家作品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這不僅由於它們誕生於晚的強盛時代,更和乾隆皇帝個人的獨特性格、治理方式與藝術品味密切相關。在充足國力與個人旨趣導向雙方面影響下,乾隆朝建築呈現出極鮮明的個性。熱河地區由於在清代民族與政治地緣中的特殊角色,在乾隆時期出現了空前絕後的營造高潮,產生了數個在建築史上極為獨特的建築個案。
本文所要討論的普陀宗乘之廟,正是乾隆帝在其盛年之時精心營造的組群。藉由其在形制、功能與意義上的複雜性,本文將討論該廟與其"原型”——布達拉宮的關係,及其自身設計方案的獨創性,並就其設計思想從敘事設計的角度試做討論。筆者試圖探究,該廟與布達拉宮這一原型有何不同?為何不同?建築在寫仿過程中發生的變化,反映了設計者怎樣的心理動機和政治意圖?乾隆皇帝又是如何利用藏傳佛教王統觀念,用建築語言表達其對滿蒙藏之間地位格局的抽象定義?
本文圍繞上述問題展研究,並希望可以揭示普陀宗乘之廟是如何通過宗教轉譯和建築空間佈置實現的表達方式極具抽象性。
 文獻回顧
2-1 敘事設計
敘事設計是一種空間維度的轉換方式,體驗者並不用身臨其境,只要通過不同的敘事媒介,能夠感受到不同維度的事件。這種媒介可能是一個文字,也可能是一個是場景。文字是通過二維的文字,串聯形成具備意義的言語,借助人們的思維構建四維空間的故事;而場景則是通過連貫的二維的視覺圖像,形成四維空間的故事
由此可見,敘事設計是一種注重藝術創作內涵、意義更甚於藝術創作形式的創作態度與創作成品(楊裕富,2011,《敘事設計美學》)。
而敘事設計更進一步的解釋在楊裕富(1998)的《設計的文化基礎》一書中有更加詳盡的解釋:“我們從設計的主要問題,從設計對象的本質,澄清出「主題」,透過分析與聯想找出主題之下的子題與母題(題素),這題素(母題)如符號學理的「意素」,是「物」的表情也是(因著主題)想像的表情,不斷的重複變形出現,而從主題到子題到母題的推理過程是滲和著設計者的「感情」與設計需求的「條件」(目的),是符合目的的感情用事(發酵)。”
另外,在楊裕富(2009)《敘事設計論作為一種建築美學》中提到敘事設計理論模式的建構之概念,分析有故事性的作品的方式帶入建築設計作品中,讓設計者在創作時有跡可尋。而所謂敘事性設計方法是把設計的行為比喻為說故事,在於怎麼表達空間意涵,以及如何詮釋主題和對空間設計的故事性。
2-2 建築的敘事設計
建築其實也是敘事的工具,建築是場所,是故事發生的地方,是承載事件的環境。當建築學理念不斷更新,建築的現象學被提出並迅速發展,這使得建築認知從三維發展到四維建築不再僅僅是靜態的物質,而是可以建立場景醞釀故事的容器人們知覺中認知的世界,尤其是他們所熟知的城市,都是通過建築及其相關的片段建立起來的沒有建築,也就沒有事件發生的環境,也就沒有故事(王萌,2014,《建築的敘事性》)。
2-3 场所精神
建筑现象学强调场所的体验,强调人的行为与环境发生的关系。诺伯格·舒尔兹(C. Norberg-Schulz)在《场所精神(Genius Loci)》中指出,场址(site)本是均匀的空间,建筑是建立在场址之上,将其转化为与人的行为关联的、有活动产生的场所(place)。所以建筑是场所,是帮助人建立认知与记忆的空间。藤本壮介认为场所「不是单纯的空间场所,而是包含着类似某种偶然性或线索的景观」所以不同的人可以通过同一建筑建立不同的故事。所以场所的好坏,可以用能否容易叙事并建立多样的叙事来衡量。
 案例分析
 
普陀宗乘之廟全景(維基百科)
普陀宗乘之廟建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三十六年(1771),群落位於在承德避暑山莊以北獅子溝峽谷北側山坡上,是熱河外八廟中規模最大者。廟名中「普陀」一詞為梵文Potalaka之音譯,與布達拉宮的梵名Potala同源,即佛經所載觀音菩薩住地。「普陀宗乘」意為觀音菩薩之道場。各種原始文獻亦明確指出,普陀宗乘之廟的建築系模仿西藏布達拉宮而建造。將蒙藏佛寺“寫仿”修建於皇家園林區域,是清帝國慣用的一種基於建築語言的政治表達,這種營建將這些特定區域轉換為處理民族和邊疆事物的外交場所和政治象徵。
普廟建築經過歷代修理改造,發生過一些變化,而本文以乾隆朝這一時間點的建築狀況展開討論,并著重討論普陀宗乘之廟其主體建築。
 
 
普廟主體建築正立面原狀平面(楊煦,2014,承德普陀宗乘之庙的空间布置与象征结构
 敘事設計解析
4-1普廟對布達拉宮的概念性模仿
拉薩布達拉宮始建於西元7世紀,於17世紀被重建,之後成為歷代達賴喇嘛的正式居所,也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中心。乾隆帝在乾隆十三年(1748)曾派兩名官員、一名畫師、一名測繪師至布達拉宮測繪臨摹。這是目前所見乾隆帝對布達拉宮建築關注行為的唯一記載,儘管當時技術手段必然無法做到工程級測繪,但這卻是布達拉宮作為普廟原型的最可能依據。
考察布達拉宮修建史可知, 當時主體建築上尚無今天的七、八、九和十三世達賴靈塔殿及金頂、上師殿金頂。紅宮頂部只有五世達賴靈塔殿和聖觀音殿的兩座金頂,白宮則缺少東日光殿。這是布達拉宮作為普廟之“原型”的基本面貌。
 
普陀宗乘之廟總平面圖天津大學建築系、承德文物局《承德古建築》頁284,1982年
顯然,普廟的建築面貌與布達拉宮有所相似,即所謂"概念性寫仿”。這意為僅在方位和建築外觀特徵上具有相似性,但內部結構、 建築功能與象徵意義均有不同。乾隆帝親自撰寫的普廟碑文中,提到了疆域內另兩處觀音菩薩道場——西藏布達拉宮和南海普陀山,並強調普廟模仿自西藏,而非南海,意圖使該廟在宗教意義上(特別是對蒙古而言)與布達拉宮具有同等的合法性
但普廟在模仿之外又做了各種變形、重構,以新的面貌出現在熱河。這並不僅由於當時測繪技術難以做到準確複製,而是有更加積極的設計意圖。常見對熱河寺廟“漢藏結合”的描述,並不足以解釋寫仿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複雜變化。
4-2 觀音與文殊王統觀的象徵性存在
普廟對布達拉宮的大略模擬只是一種外觀表皮處理,更重要的是對其原有的空間屬性予以變造,構建出其在清廷政治中心的新意義。乾隆皇帝在其繪畫收藏行為中常常通過題詩、鈐印甚至將自身形象加入摹繪的名畫中,達到將自身"進入”這些藝 術品的目的。而寺廟建築作為乾隆皇帝主導的一種藝術作品,也存在類似的行為,但遠比繪畫收藏更為抽象。他實現的方式是將建築之方位、命名和陳設賦予特定意義,使之成為皇權或教權的象徵性存在。而意義的賦予往往是通過間接的宗教轉譯來完成,普廟即為一個絕佳的範例。
普廟中存在一些專供觀音、文殊菩薩的建築,以及明顯與達賴喇嘛、乾隆皇帝相關的陳設。這兩類設置實際上來自藏傳佛教神權政教觀中的兩個層面,即佛菩薩王統觀念和這種觀念所映射的具體領袖。
而普廟的設計拋開其原型格局,在主體建築前單辟一樓設文殊之位,即在作為觀音道場的普廟強調了文殊王統面對觀音王統的地位。普廟這樣的供奉表明,乾隆並未一味迎合蒙古的信仰觀念,而是試圖用"正確的”宗教闡釋對蒙古予以規導。
而相对的,在布達拉宮缺乏專有建築實體象徵的當世清帝——乾隆,又如何設計了自己在普廟的出場?答案就在群楼西侧的“六品佛楼”,这个由乾隆帝独创的一种佛楼模式。
普廟紅臺雖模仿紅宮而建,卻並非圓寂達賴喇嘛法體與靈魂的居所。清帝國擁有對 西藏的統攝權,在其政治中心便需要將紅宮的祭祀核心——五世達賴靈塔以另一種意義替代。乾隆帝選擇的替代物便是六品佛樓。 該樓內部空間狹小、佈置密集,顯然並非舉行儀式的場所,而更適於皇帝本人的私密參拜,帶有極強的個人色彩。與乾隆在紫禁城中修建的眾多宗教私密空間類似,這一乾隆皇帝獨創的建構在某種程度上象徵了他本人的存在。他將紅宮靈塔殿置換為六品佛樓,實際上也將紅宮對達賴喇嘛的紀念置換為他個人的抽象象徵。
 结语
縱觀熱河寺廟的寫仿行為,實為在原型建築表皮下的再創作。这些寺庙形制、功能與意義上的複雜性,使其成為乾隆朝藝術的極好觀察窗口。本文從敘事設計的角度討論清廷的建築贊助人(乾隆帝)和具體設計者(章嘉活佛等)是如何將一座代表西藏地方政教勢力的宮殿“轉譯”為清廷政治中心面向蒙藏上層的外交場所普廟的建築設計不但有對原型的概念性模仿,更有變更與獨創。乾隆帝將藏傳佛教的佛菩薩王統觀映射到建築實體上,從而利用這一觀念具象地闡釋了自己理想的政教模式形成新的帝國樣式。在這一過程中,達賴的象徵元素有所弱化,有利於清帝方面的宗教敘事則被映射到建築實體上,重新建立了一套象徵結抅,從而具象地闡釋了乾隆帝心中理想的對王統觀的定義。這些象徵性處理均非明確直白的表達,而是通過宗教闡釋和建築空間的佈置進行了抽象的轉譯。

參考文獻
楊裕富,2011,《敘事設計美學》
楊裕富,1998,《設計的文化基礎》
楊裕富,2009《敘事設計論作為一種建築美學》
王萌,2014,《建築的敘事性》
楊煦,2014,承德普陀宗乘之庙的空间布置与象征结构
天津大學建築系、承德文物局,1982年,《承德古建築》

2017年3月1日 星期三

專題研討四 作業一 指定導讀


專題研討四 作業一 指定導讀
書名: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
作者:黃蘭翔
出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學生:洪斯琪
授課老師:楊裕富博士

筆者在研究越南的建築史的時候,將現存建築遺跡作為理解越南歷史文化的另一把鑰匙。他認為建築史的歷史分期,不見得與一般歷史學相同,它所呈現的歷史面貌也與其他學門所呈顯的角度不盡一樣,所以將自己的研究結果整理成書。不過當這些資料整理好之後,筆者亦猛然發現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在整理的過程中有意識或者潛意識地以台灣學者的立場進行越南傳統建築/都市歷史的研究。在書中所整理的筆者前往越南進行建築文化史的研究,都是基於自上古以來越南民族與閩粵台的居民有密切的關係,以及筆者在書中也有討論到的,都處於中原文化的邊陲,企圖進行越南與台灣建築文化之比較研究,這樣的研究并沒有脫離台灣學者固有的條件與限制,筆者希望能夠從越南的主體性入手,逆向思維以更積極的態度活用本身既有的優勢,去研究這些事實與現象。
回到書中的開頭,筆者簡單回顧了越南的歷史沿革,我們知道越南地理位置正處於世界兩大文明體(印度與中國)兩者接觸交會的最前線上,可以理解越南文化是以其本土文化為母體,受近兩千多年來兩個文明體的刺激與影響所醞釀而成。粗略的說,越南文化是由這兩個文明體與其本土文化所界定也並不為過。這兩個文明體對越南的影響範圍,可以簡稱為:「中國/越南文化圈與「印度教/佛教文化圈」。而在16世紀以前,阮朝始祖阮潢尚未遷來順化走避政治災難時,中部、中南部是屬於「印度教/佛教文化圈」,占婆王國活躍的範疇。

一、越南傳統聚落與華人在越南的生根定居
如同前面筆者回顧的,「中國/越南文化圈的形成從西元前開始至西元後10世紀止,越南直接受中國統治近千年之久,西元10世紀,越南獨立建國之後也積極導入中國的儒釋道之思想與文化,國家建構的律令制度也承襲中國。一直到西元15世紀與中國漢人政權形成對峙,依舊應該了中國文明思想,經歷了本土化而醞釀了今日的越南。
在這一章筆者對越南傳統聚落的研究里,他摸索了越南本土的聚落文化之特質,也從歷史文獻中追溯華人定居的歷史過程。從東南亞的華人社會與市街地的資料收集與研究,發現其與中國國內的歷史動向具有同步脈絡的關係。筆者以具體的越南村落之聚會場所(community hall)的「亭」建築為分析的切入口,來理解人類社會多元文化的背後意涵,就建築聚落的具體形象、空間配置、建築結構特性以及圍繞在建築中的宗教儀式、使用模式等等面向進行了比較。
二、占婆(印度教/佛教)建築
在西元前2-3世紀至西元後的2世紀左右,隨著印度商人將南亞文明向西傳至地中海世界,向東傳至爪哇島西部、越南中部、中國的廣州等地。東南亞諸國的政治支配者藉著宗教思想以及正當化其統治的權力與統治的制度,積極地導入起源於印度的佛教與印度教。
印度思想分階段的融入了東南亞,印度文明持續對東南亞發生影響,到了11世紀前半形成了東南亞獨特的印度文明。
筆者在書中整理了印度教神權與王權結合的理論與建築都市空間實質的表現,也把占婆依時代背景前後與地理的分佈,從事實地的調查工作,將調查結果依序整理介紹於書中:占婆古王國之印度教/佛教建築現今遺跡,越南占婆建築的傳統與基礎配置之特征及林邑期越南占婆王國都城的空間結構。
(越南占婆遺跡群美山聖地)
三、中國臨濟宗佛教寺院在越南
筆者通過越南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發現,北越、中越與南越的文化特質、建築形態與平面空間之配置都各有各的特色。同時,南越不論其佛教法脈或是建築結構體系無緣於北越,卻與中越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因此筆者認為南越寺院的調查與分析等同於是中越的延長。遂在書中將北越與中越的佛教伽藍先作一比較,之後再討論南越臨濟宗寺院建築之特色。
在對北越佛教寺院的調查與分析中筆者發現,河內「工」字形的佛教主殿空間與順化佛教寺院的「重檐疊屋」之建築形態是不同的。只是這種建築空間配置之不同,不單單表現在佛教寺院上,在兩地的傳統「亭」建築也出現同樣的差異性。它們之間的差異可以說明其建築傳統有不同的脈絡。而之前常被概略式提及的,越南北部與中南部的文化特征表現出不同特色時,通常指的是北部中國文化影響圈下的河內文化與南部古占婆王國所呈現的婆羅門、佛教文化之間的差異。然而,筆者的調查發現,即使是在中國文化圈影響下的河內、順化兩地區,因為他們原本的土著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加上政治對立與歷史文化之發展,醞釀出了不同的文化風土,致使順化的佛教寺院、建築傳統的形態上截然不同於河內的傳統建築樣式。
而南越佛教宗派傳自16世紀末由中越導入的中國廣東臨濟宗佛教之新法脈。同時,中國正處於明末清初的動亂時期,有大量的原 本居住在廣東的明朝舊臣遺子,逃難至南越定居,而這些移民對於南越的開墾與南越的文化形成具有全民性的影響。而在這時候自北越前來中越建構政權統治新天地的阮氏政權在當地原有的獨特建築結構、建築造型、建築內部空間劃分方式的背景下,興建居住建築、宮殿建築、佛教建築,必然深受廣東建築空間概念的影響。儘管如此,南越佛寺的建築組構也存在相當多的變化,而這些變化也都表現出南越寺院其自身獨特的風格。
四、越南儒釋道的混育與東亞孔廟配置的演變
儘管佛教史學者指出,早在西元240年以前,佛教就已經由斯里蘭卡、印尼傳來越南,甚至在魏晉時期駐留越南的印度僧人康僧會曾為孫權建造建初寺於江南,但是現今的越南佛教是指後世傳自中國以臨濟宗為主的佛教法脈。
在以往的文獻中,在談及越南的佛教時,往往交錯混雜了不同時代、不同脈絡的佛教圖像,而理清并還原這些不同時代的圖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本書的論述中,筆者僅以伽藍配置的核心部分(筆者在書中暫以主殿空間稱之),亦即一般所稱的大雄寶殿的上殿、燒香殿、拜殿、祖堂、禪堂為主的空間為討論的對象。在此特別闡述了北越、中越、南越文化特性之差異,筆者以實際的案例說明其所發現的越南佛教建築空間配置之特征。
五、都城與宮殿建築
越南自古以來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甚深,要討論越南的建築與城市,如同韓國與日本的情形一樣,若抽離中國的影響因素是無法討論的。而因為越南的「南國意識」,所以當中國文化尚是優勢的時候,越南在意識型態上其實想要形塑另一個「中國」。在都城的規劃興建與架構上,越南想要藉由塑造模仿中國的建築或是城市型態。但是基於越南自身的歷史文化發展條件的現實,或是時代發展的背景,也造成了城市型態的不同。
(順化古城與北京故宮平面配置對比)